刘庆昌：留学归来的国家名师
2015-08-24 00:00:00 浏览数：0
刘庆昌，山东省单县人，1963年生，1984年毕业于莱阳我院农学系，并考取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到日本鹿儿岛大学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并从事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研究。1993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中国作物学会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甘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作物学报》、《分子植物育种》和《作物杂志》编委等。自1993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教育部各类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等20余项，发表有关研究论文90余篇，获得(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项。200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3年获第一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主持编写的《普通遗传学》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在中国农业大学西区农学楼见到刘庆昌教授，记者祝贺他刚刚获得第一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您可是农大惟一获此殊荣的教师呀！”听记者这样说，刘老师一脸的拘谨，忙摆手：“意外，意外！纯属意外！嘿嘿！”
他的学生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刘老师讲课确实与众不同，极富激情。他上课时，表情很是生动，喜欢在讲台下走来走去，一边讲一边做手势；声音抑扬顿挫，还经常停下来突然发问，与学生互动，使你不能不跟着他的节奏走。他的课堂语言生动、幽默，脸上表情丰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一节课下来，他常常累得一身汗。对此，他呵呵一笑，说：“这样好，就当锻炼身体了。”
1986年，当时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刘庆昌由于聪颖好学、成绩突出，在众多的硕士生中脱颖而出，被导师陆漱韵教授推荐到日本国立鹿儿岛大学继续深造。这一读就是七年，从硕士、博士，直到博士后。
在去日本之前，刘庆昌学的外语是英语，所以到了日本之后，他对日语可谓是“一窍不通”。但是凭借着他那“做，就要做好”的坚定信念，通过扎扎实实的学习，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基本上掌握了日语，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已经基本上消除，刘庆昌在学习与科研工作上便显得更加游刃有余。读研究生期间，他在日本的学术界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为以后的学习与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庆昌说，在日本学习期间，日本同行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对他以后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导师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他终生受益。他说，当时，虽然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比较熟练的运用日语，但是，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每当刘庆昌写完一篇论文的时候，他的日本导师会对论文逐字逐句地斟酌。对哪些地方该用什么样的词汇、甚至是什么样的标点都会与他进行一番讨论。许多人说他的日语讲得很地道，他说，这与当时写论文时导师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从事教学科研已经十年有余，直至现在，他对教学与科研的态度一如既往，甚至更加严谨，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点少一点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染色体上多一点或少一点则可能导致一个物种的灭绝，做学问，马虎不得。
在鹿儿岛大学读书期间，刘庆昌也经常充当翻译的角色。每当有中国代表团访日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抽出时间为他们充当翻译，由于表现非常出色，他还被鹿儿岛市政府授予“友谊使者”的荣誉称号。
在鹿儿岛大学，博士生能够按时完成学业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也就30%左右。但是刘庆昌不但按时完成了学业，而且因为成绩非常突出，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继续在日本做博士后研究。要知道，当时，整个日本，能够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在日本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的外国学者每年只有50人。由此，他也成为鹿儿岛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人。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之后，日本的一些大学和企业提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想要留住他。连美国的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刘庆昌坦率地说，当时的物质条件的确非常诱人，但他认为，中国才是他真正的家，回国发展，他精神上也更容易接受。
1993年，完成学业的当年，刘庆昌放弃了国外各种诱人的工作，毅然回到北京农业大学。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刘庆昌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在甘薯遗传育种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刘庆昌开始主讲《普通遗传学》、《植物细胞组织培养》、《作物遗传育种硕士生专业英语》等一系列课程。
从1998年～2002年，刘庆昌的课连续5次获得“学校课堂教学效果优秀奖“。对他的课，学生是这样评价的：“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特别投入，没有废话”。刘老师讲了整整10年的《普通遗传学》，但现在每次上课，他仍然花很长的时间去备课。“讲课可不能马虎，不然对不起学生。再说，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发展的，不学习怎么行？”他自述自己一上讲台，就爱激动，浑身都是劲。
他在讲《普通遗传学》时，经常上180多人的大课，课堂上座无虚席。年轻老师来听课，去晚了会找不到座位。他的课常常是图文并茂。一次，他讲遗传学中的“杂种优势”这个概念时，给同学拿来了两张很漂亮的玉米植株图片，一张上是两个大的玉米植株，一张是两个小的玉米植株。“你们说，哪个好？”他问。“大的好！”学生齐刷唰地回答。“不对，其实小的才是优良亲本。”他告诉大家，它们虽然小，杂交后却在产量、品质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杂种优势。“如果以后有谁开种子公司，只要控制两个亲本就可以了，别人就赚不了你的钱。”他说：“但是，如果有人来参观想偷，他偷走大的关系不大，千万别让他偷走小的”。说完，他做了个滑稽的手势，学生哄堂大笑……。
他上《作物遗传育种硕士生专业英语》课也是如此，学生反映，听他的课很过瘾。有的学生学期结束时，悄悄打听：“下学期还能不能上刘老师的《专业英语》课了？我还想再听一遍。”
问到他的为人，大家都说，他是个工作中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生活中很随意、亲切的人。一次，他问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项目做了多少次实验，这个学生告诉他可能有多少次了。他立刻打断学生的话，严肃地说：“‘可能’这个词不能用。在科学的问题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刘庆昌主要从事甘薯细胞工程和分子育种研究。在甘薯胚性细胞悬浮培养实验过程中，要求摇床转速为每分钟一百转。有的学生不认真，认为转速快点慢点不要紧。刘庆昌却说：“这样不行，做实验做的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一个实验，这差点那差点，出来的结果可就差远了。”学生说，刘老师让我们真正认识到：科学是高尚的，科学是严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抱着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刘庆昌先后主持了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等18项项目，并多次获奖，部分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其实，刘老师是个很感性的人。生活中他对学生可好了。我们经常和他打羽毛球，有时他耍赖，输了还和我们争球呢。”学生说。一个学生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去年，他父亲患癌症去世。当时，他悲痛欲绝，什么也干不下去。刘老师知道这事以后，多次找他谈心，还给他讲了自己类似的经历，语重心长地说：“人在成长中，不会不遇到困难。困难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我们都是男子汉，这点事应该能抗过去。”他还嘱咐别的同学，对这个同学要多关心和照顾。这个学生目前成绩优异，已提前攻博。他指导的研究生多人获得学校优秀毕业生及各种奖学金。
春去秋来，学生一拨拨来了又去。对刘庆昌来说，课堂就是他的田野，讲台就是他人生的舞台，而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生，就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他相信，只要辛勤耕耘，来年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
在中国农业大学西区农学楼见到刘庆昌教授，记者祝贺他刚刚获得第一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您可是农大惟一获此殊荣的教师呀！”听记者这样说，刘老师一脸的拘谨，忙摆手：“意外，意外！纯属意外！嘿嘿！”
他的学生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刘老师讲课确实与众不同，极富激情。他上课时，表情很是生动，喜欢在讲台下走来走去，一边讲一边做手势；声音抑扬顿挫，还经常停下来突然发问，与学生互动，使你不能不跟着他的节奏走。他的课堂语言生动、幽默，脸上表情丰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一节课下来，他常常累得一身汗。对此，他呵呵一笑，说：“这样好，就当锻炼身体了。”
1986年，当时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刘庆昌由于聪颖好学、成绩突出，在众多的硕士生中脱颖而出，被导师陆漱韵教授推荐到日本国立鹿儿岛大学继续深造。这一读就是七年，从硕士、博士，直到博士后。
在去日本之前，刘庆昌学的外语是英语，所以到了日本之后，他对日语可谓是“一窍不通”。但是凭借着他那“做，就要做好”的坚定信念，通过扎扎实实的学习，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基本上掌握了日语，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已经基本上消除，刘庆昌在学习与科研工作上便显得更加游刃有余。读研究生期间，他在日本的学术界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为以后的学习与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庆昌说，在日本学习期间，日本同行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对他以后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导师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他终生受益。他说，当时，虽然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比较熟练的运用日语，但是，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每当刘庆昌写完一篇论文的时候，他的日本导师会对论文逐字逐句地斟酌。对哪些地方该用什么样的词汇、甚至是什么样的标点都会与他进行一番讨论。许多人说他的日语讲得很地道，他说，这与当时写论文时导师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从事教学科研已经十年有余，直至现在，他对教学与科研的态度一如既往，甚至更加严谨，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点少一点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染色体上多一点或少一点则可能导致一个物种的灭绝，做学问，马虎不得。
在鹿儿岛大学读书期间，刘庆昌也经常充当翻译的角色。每当有中国代表团访日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抽出时间为他们充当翻译，由于表现非常出色，他还被鹿儿岛市政府授予“友谊使者”的荣誉称号。
在鹿儿岛大学，博士生能够按时完成学业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也就30%左右。但是刘庆昌不但按时完成了学业，而且因为成绩非常突出，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继续在日本做博士后研究。要知道，当时，整个日本，能够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在日本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的外国学者每年只有50人。由此，他也成为鹿儿岛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人。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之后，日本的一些大学和企业提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想要留住他。连美国的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刘庆昌坦率地说，当时的物质条件的确非常诱人，但他认为，中国才是他真正的家，回国发展，他精神上也更容易接受。
1993年，完成学业的当年，刘庆昌放弃了国外各种诱人的工作，毅然回到北京农业大学。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刘庆昌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在甘薯遗传育种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刘庆昌开始主讲《普通遗传学》、《植物细胞组织培养》、《作物遗传育种硕士生专业英语》等一系列课程。
从1998年～2002年，刘庆昌的课连续5次获得“学校课堂教学效果优秀奖“。对他的课，学生是这样评价的：“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特别投入，没有废话”。刘老师讲了整整10年的《普通遗传学》，但现在每次上课，他仍然花很长的时间去备课。“讲课可不能马虎，不然对不起学生。再说，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发展的，不学习怎么行？”他自述自己一上讲台，就爱激动，浑身都是劲。
他在讲《普通遗传学》时，经常上180多人的大课，课堂上座无虚席。年轻老师来听课，去晚了会找不到座位。他的课常常是图文并茂。一次，他讲遗传学中的“杂种优势”这个概念时，给同学拿来了两张很漂亮的玉米植株图片，一张上是两个大的玉米植株，一张是两个小的玉米植株。“你们说，哪个好？”他问。“大的好！”学生齐刷唰地回答。“不对，其实小的才是优良亲本。”他告诉大家，它们虽然小，杂交后却在产量、品质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杂种优势。“如果以后有谁开种子公司，只要控制两个亲本就可以了，别人就赚不了你的钱。”他说：“但是，如果有人来参观想偷，他偷走大的关系不大，千万别让他偷走小的”。说完，他做了个滑稽的手势，学生哄堂大笑……。
他上《作物遗传育种硕士生专业英语》课也是如此，学生反映，听他的课很过瘾。有的学生学期结束时，悄悄打听：“下学期还能不能上刘老师的《专业英语》课了？我还想再听一遍。”
问到他的为人，大家都说，他是个工作中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生活中很随意、亲切的人。一次，他问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项目做了多少次实验，这个学生告诉他可能有多少次了。他立刻打断学生的话，严肃地说：“‘可能’这个词不能用。在科学的问题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刘庆昌主要从事甘薯细胞工程和分子育种研究。在甘薯胚性细胞悬浮培养实验过程中，要求摇床转速为每分钟一百转。有的学生不认真，认为转速快点慢点不要紧。刘庆昌却说：“这样不行，做实验做的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一个实验，这差点那差点，出来的结果可就差远了。”学生说，刘老师让我们真正认识到：科学是高尚的，科学是严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抱着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刘庆昌先后主持了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等18项项目，并多次获奖，部分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其实，刘老师是个很感性的人。生活中他对学生可好了。我们经常和他打羽毛球，有时他耍赖，输了还和我们争球呢。”学生说。一个学生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去年，他父亲患癌症去世。当时，他悲痛欲绝，什么也干不下去。刘老师知道这事以后，多次找他谈心，还给他讲了自己类似的经历，语重心长地说：“人在成长中，不会不遇到困难。困难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我们都是男子汉，这点事应该能抗过去。”他还嘱咐别的同学，对这个同学要多关心和照顾。这个学生目前成绩优异，已提前攻博。他指导的研究生多人获得学校优秀毕业生及各种奖学金。
春去秋来，学生一拨拨来了又去。对刘庆昌来说，课堂就是他的田野，讲台就是他人生的舞台，而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生，就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他相信，只要辛勤耕耘，来年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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